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
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
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
唐元和十四年，韩愈在被贬至潮州的途中，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诗篇。
01
在潮州任刺史期间，韩愈恢复了久已荒废的州学，并自出俸禄延师兴学，使得潮州——这片曾经是蛮荒之地的偏远小城“文风蔚起、英才辈出。”
曾在潮州做官的北宋宰相陈尧佐，曾盛赞“海滨邹鲁是潮阳”（潮阳当时归潮州管辖）。韩愈治潮时间虽不长，但他的施政方略，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，成为潮州自中唐以来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主线。后人普遍认为，是韩愈开启了潮州的“邹鲁之风”。
韩愈，在一千年前改变了潮州，因此，这座千年古城，有韩江、韩山、韩木、留衣亭、韩文公祠……
走进潮州，你还可以看到许多传统的艺术和民俗，依然保护和发展得很好，如潮菜、潮茶、木雕、潮绣、潮剧、陶瓷……等等。
众多的精妙雅致的分支文化，并非相互独立，它们交织融合，共同构建成为完整的潮州传统文化。
02
潮州产茶的历史，并无完整的记录，我们只能从一些残存至今的文献中，去寻找答案。
北宋，苏轼在《与子野书》有云：“寄惠建铭数品，皆佳绝”。“铭”者，“茗”也，说简单的，就是茶。
子野，吴姓，又名复古，号远游，潮州名士，曾赠苏轼以建茗（应是武夷茶），苏轼甚赞。
这虽不能说明，潮州在北宋时期已有产茶，但说明当时的一些上层人士，已有饮茶习惯。
据《潮州府志》载，明弘治14年（公元1501），有凤凰山民千余人造反并杀死官吏。为加强当地的治安管理，次年，朝廷在饶平县的凤凰山埠设立巡检司，并令：由当年起，凤凰茶区每年须向朝廷进贡芽茶一百八斤三两，叶茶一百五十斤三两。
两个品种，共二三百斤茶叶，按照当年的生产力水平，好像也并非难事。但向朝廷进贡，也须优中择优，可千万大意不得。那凤凰每年茶叶的总产量，就远远不只是二三百斤的小事了。 然而，虽是负担，客观上却也促进了凤凰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。
这能够充分说明，潮州产茶的历史，应当在此时之前。
清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饶平镇总兵官吴六奇派遣兵士并雇用民工，于乌岽山开垦茶园种茶。几年后，收成的茶叶除了太平寺（位于现在的凤凰大庵村）和县衙引用外，还在附近地区开设茶铺销售。
清康熙四十四年（公元1705年），饶平县令郭于蕃巡视凤凰山，鼓励山民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。
03
鸦片战争后，国门被迫打卡，潮州的人们纷纷漂洋过海，以寻找新的生活空间，在当时的中印半岛、南洋群岛等东南亚地区，便已出现凤凰茶的身影。
在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的巴拿马举办的万国商品博览会（世博会的前身）上参展的两市斤凤凰水仙茶，便是由开设在柬埔寨的一家潮州茶行送来的。
由康熙年间至民国的数百年里，潮州地区并无大型的自然灾害和战争，经济、文化总体能够稳定发展，也对茶叶的发展有利。
《潮州茶叶志》记载：“陈济棠割据广东时，因凤凰茶叶大量出洋，茶商四起抢购，茶价猛升，当时，每斤水仙茶值一个光洋，而一斤单丛茶可值五、六个光洋。” 当时一个光洋的购买力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当时的单丛茶价格，已数倍于水仙茶，能够拉开如此大的差距，也能说明当时，单丛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。
04
凤凰茶的发展历程，并非是一帆风顺的，抗战时期，潮州沦陷后，特别是在1943年，茶树因霜冻失收，又久旱，各种作物失收，米价飞涨，茶农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茶农倾家荡产，茶园便任其荒芜，产业遭到严重破坏。据1949年统计，凤凰茶的年产量比抗战下跌了一半以上。
解放后，凤凰茶区大力复垦荒芜的茶园，并开辟新茶园，使茶叶的单产、总产不断提升。至六十年代末，茶叶产量已经提高了数倍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凤凰山的稻田均改种茶树，凤凰茶产量、质量更是迅速得到提高，尤其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，茶叶，真正成为了凤凰镇的支柱产业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凤凰存量的百年以上老茶树有一万株，更有诸如宋种这样的数百年极品茶树，也是得益于当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，以及市场对凤凰单丛茶越来越高的认可度，这些老茶树能够得到极好的保护。
最近的四十年来，凤凰单丛茶的热度一直在稳步上升，并也得到市场认可，与岩茶、普洱一同，成为资深茶叶玩家所喜爱的茶种之一。
